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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泉青瓷朝代历史发展

南朝:

龙泉劳动人民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,吸取越窑、婺窑、瓯窑的制瓷经验,开始烧制青瓷。龙泉查田下保村出土“永初元年”(420)墓葬品中有青瓷“鸡首壶”、“鸡冠壶”、“莲瓣碗”等8件青瓷,皆灰胎青黄釉,为龙泉青瓷的创始年代提供了可靠例证。此时的龙泉窑业规模不大,操作简单,制作粗糙。

宋代:

经五代至北宋早期,龙泉窑业已初具规模,大窑、金村、安福等地已发现当时窑址49处,仅大窑(琉田)村就发现北宋中后期窑址12处。金村窑址最下层为北宋早期产品,皆淡青色釉青瓷。胎壁薄而坚硬,质地细腻,呈淡淡的灰白色。该时期以烧制民间瓷为主,但也有部分上等瓷器被征为贡品。宋代庄季裕《鸡肋篇》谓:“处州龙泉县……又出青瓷器,谓之乞讨色,钱氏所贡,盖同于此。”太平兴国七年(982)宋太宗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兼理龙泉窑务。元祐七年(1092)龙泉至青田的在溪大规模疏浚整治。水上交通的开发,使龙泉窑沿大溪从南区向东区延伸,为龙泉青瓷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南宋全国政治、经济中心南移,加之北方汝窑、定窑遭战争破坏和越窑、婺窑、瓯窑相继衰落,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,鼓励外贸,因之龙泉窑进入鼎盛阶段,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,产品质量不断提高,窑场达260多处,遍布县境南区和东区沿溪一带。窑场最多最密、产品质量最优为大窑、金村与查田溪口一带,仅大窑村周围已发现南宋窑场28处,大窑村后有土名“官厂”地,民间传当时有“京官”住此监造青瓷。城东梧桐口村至武溪村有南宋窑址40余处。其时,龙泉青瓷产品远销国内外。

元代:

青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,产品品种增多,器型增大。从南朝鲜新安沉船及非洲发掘证明,此时龙泉青瓷销量比宋时大幅度增加。龙泉境内瓷窑发展到330多处,大窑村仍为龙泉窑系中工艺造诣最高之地,是龙泉窑的支柱和骨干;在东区上严儿等村的元代窑址,还发现仿“哥窑”产品。从元大都遗址发现的元代龙泉青瓷和琉田(大窑村)、源口、安仁口等窑址的元代残器釉下刻纹饰中,有元代官府用文字“八思巴文”,文明除了大量的民窑外,已有部分官办或半官办窑场,烧制供奉朝廷器皿。后期,随着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,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。其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,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,釉层减薄,器品釉色青中泛黄,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。

明、清代:

上述诸窑中的多灵敏仍在烧制。洪武年间,《格古要论》载:“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,盛产处器(青瓷)。”当时供奉皇宫、贵人用的器皿仍由“饶(景德镇)、处(丽水龙泉)等府烧造”。永乐至宣德年间,郑和七下西洋,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。正统年间(1436~1449)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,形制端正,釉厚色青,不少大型瓷品仍为国内外艺术鉴赏家所收藏。成化、弘治(1465~1505)以后,青花瓷兴起,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,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海盗侵略之路,明王朝实行海禁,青瓷外销量锐减,大窑村、溪口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,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、造型、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。窑数减至160多处。清初 窑场所剩无几。清中叶,仅剩南窖、瀑云埠头村、青溪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。产品胎质粗糙,釉色青中泛黄。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,坚持烧制至民国初期。成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。

民国:

清末民初,日本、德国、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古青瓷,继之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。由此,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;另一方面一批民间制瓷艺人开始研制仿造古青瓷。时有县城廖献忠、宝溪乡陈佐汉、张高礼、李君义等。民国24年,陈佐汉曾将仿制弟窑产品“牡丹瓶”、“凤耳瓶 ”等70余件邮寄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功,获蒋介石题赠“艺精陶仿”匾。为庆祝斯大林70寿诞,1950年陈又将“云鹤盘”等3件仿古青瓷通过外交途径运住苏联。此时宝溪一带民间窑厂里虽能仿制古龙泉青瓷,但人数不多,工艺落后,成品率极低,釉色优劣不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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